中国历史上的毒品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苏智良

毒品的出现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密不可分。

在漫长而寂寞的古代、中世纪，后来被判定为毒品的鸦片、大麻等东西，都曾为人类的繁衍、进化、生活提供过帮助；古柯也曾为印第安人创造无比灿烂的美洲古文化与建筑助过一臂之力。而由罂粟汁熬成的鸦片，作为良药的历史比作为毒品的历史要长得多。即使是后来人们谈虎色变的吗啡，也是至今为止，人类最能信赖的镇痛药物。

但是，人类由发现鸦片的止痛疗疾作用而进一步享用成瘾后，便自尝恶果了。尤其是在中国。

近代中国思想家魏源曾在《海国图志》中指出：“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的确，在中国悠久、璀璨的文明史上，没有第二种商品曾像鸦片那样，震撼过这个古老的中央帝国的根基，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东亚病夫”这个屈辱的称号，正是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之后，西方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

中国古代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献给中国皇帝而逐渐流传开来的。那时的中国，正是铁马金戈、国威远播的盛世。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伽”，到了物产丰盈、珍品云集的盛唐，似乎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它只是为体系博大而内涵深邃的中华药库增添了一味良药，仅此而已。由唐朝至明朝的600余年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弥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正是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连皇帝也概莫能外。从此，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由宫廷而四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

清中叶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也由于吸食法的东渐，烟毒日炽，吸食者增加到200万人。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矛盾与冲突，终于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随着中国的失败，鸦片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被称为“洋烟”的外国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高潮。

与此同时，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中国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剧增猛长。到20世纪初叶，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记录：罂粟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吸毒人口最众。

尤其严重的是，鸦片与吸毒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是西方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纠结点，也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社会的肌体，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也与千百万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一，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毒害民众，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民不聊生。据笔者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总产量达6万吨，为世界各国鸦片总产量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

问题还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毒品竟然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与黄金同价，鸦片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16．8％的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战。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以及官僚、士兵、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巨大毒瘤。

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中国人须臾不可、不能、也不敢忘。